近年來，雖然“職業教育是與經濟社會發展聯系最為密切的教育類型”已經成為普遍共識，增強適應性、提高服務能力也成為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核心命題，但對于職業教育該與哪個層級的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服務范圍多大最為適宜等問題的認識卻并不清晰。比如，有些地方職業院校瞄準社會上最熱門的職業或者經濟發達地區的需求開設專業，結果導致所培養的畢業生在本地用不完或用不上，大大挫傷了當地政府舉辦職業教育的積極性。經過多年實踐探索，人們逐漸認識到，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先天稟賦、所處階段、類型特色和程度水平差異巨大，因此各地職業教育只有與所在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才會具有旺盛生命力。《職業教育法》明確規定“職業教育實行政府統籌、分級管理、地方為主、行業指導、校企合作、社會參與”，其中的“地方為主”就是對地方主體地位和主體責任的強調。城市作為區域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產教資源布局的基礎節點，具有主導產業鏈明晰完整、職普教育資源集中完備、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適中的鮮明優勢。因此，地市一級的城市或城市群，應成為產教融合推進過程中代表地方、引領區域、探索創新突破的最優場域。

而對于一端連著教育、一端連著產業的職業教育而言，興教辦學更離不開企業的深度參與。企業既是職業教育需求的發出者，又是實踐教師和設施設備的提供者，還是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成果的應用者。可以說，不與產業融合、不與企業合作，職業教育將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的之矢。因此，產教融合必須落實企業的主體地位，不能只在“職業教育內部談產教融合改革”。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企業的主體地位不能只是單向度的，企業應既是融合的責任主體，也是融合的受益主體。過去，我們更多從育人角度強調企業要為教育做什么，但忽視了教育能為企業做什么，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校熱企冷”問題的出現。事實上，在產教融合過程中，職業院校除能為企業供應合格畢業生外，還能在提供技術咨詢與服務、解決企業實際生產問題以及承接企業員工的崗前培訓、崗位培訓和繼續教育等方面大有作為。同時，參與產教融合的其他主體也能給予企業大力支持。如搭建共性技術服務平臺、建設產教融合實訓基地、進行“金融+財政+土地+信用”組合式激勵等，都能為企業發展提供更好生態。同時具備責任主體和受益主體地位的企業，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產教融合型企業，才能充分發揮其重要辦學主體的作用。

近年來，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步伐日趨加快、發展環境空前優化、類型定位更加清晰。產教融合作為現代職業教育的基本特征和最大優勢，社會共識度越來越高，服務貢獻度越來越大。但由于歷史和文化因素導致的復雜性，以及政策效果顯現的時滯性，目前，影響城市和企業主體性發揮還存在三大挑戰。

一是觀念認識上的挑戰。當前，社會各界依然存在相當普遍的“重學歷輕技能”思想，職業教育吸引力不足。相應地，基層政府部門“重普輕職”的觀念仍占很大比重，對深化產教融合、促進區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缺乏足夠認識。同時，相當比例的企業依然存在“學校負責育人，企業負責用人”的片面看法，并且出于對成本、安全責任以及高流失率等短期因素的考慮，深度參與區域職業教育的主觀意愿不強。

二是科學規劃上的挑戰。許多基層政府部門對于區域產業發展和職業教育發展都缺乏長期穩定的規劃，而“將發展職業教育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與促進就業創業和推動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調整、技術優化升級等整體部署、統籌實施”的能力更顯不足。

三是體制機制上的挑戰。目前，有不少基層政府部門和企業，在前期與相關主體合作開展訂單式培養、產業學院建設、實習實訓合作、社會培訓過程中，遇到了一些與既有規章制度相悖的問題或政策文件空白點，為規避可能的風險，他們會觀望、等待、裹足不前，導致改革部署落實困難。

未來三年，要把握好貫徹落實《方案》的重要契機，為切實強化城市和企業的主體性，要下好三方面功夫：一是下功夫提升城市和企業對產教深度融合的觀念認識，增強主體意識；二是下功夫提高城市職業教育與產業發展同步規劃、同步建設的能力，以及企業開展校企合作的長遠規劃意識和深度參與能力；三是下功夫加強制度供給和資源保障，為試點城市和產教融合型企業開展創新突破和示范引領掃清障礙。

具體而言，首先要培育遴選好產教融合試點城市，建立健全國家和省兩級試點體系。國家層面重在遴選，通過發掘、認定、推廣優秀城市案例，營造全國各地學習先進、爭做典型的良好氛圍；省級層面重在培育，鼓勵支持省域內各城市提高主體意識，打造錯位優勢，競相申報試點。其次要培育建好產教融合型企業，制定完善國家和省兩級認定標準。國家層面重在遴選和推廣，省級層面重在培育和引導。最后，國家和省兩級要加大激勵扶持政策的供給力度。既要把優秀城市和企業遴選出來，又要給足激勵與支持，加快形成產教良性互動、校企優勢互補的產教深度融合發展格局。